海子的死：埋藏着真正的绝望

坐在山海关古长城最东端的断墙上，海子怀抱吉他，面向大海，弹唱着这首传颂南北的歌谣。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名叫查海生，1964年生在安徽怀宁县的高河查湾。他的朋友西川形容说，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197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那年，他是15岁的少年。1983年，进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做教师。在不到7年时间里，他写作了200万字的文学作品，但当时发表的并不多。1989年，早春的那个黄昏，他带着四本书上路了——《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他在遗书中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他父亲后来拿到儿子的医检鉴定书上写有7个字：“患有精神分裂症”。

然而，海子之死被赋予了太多的“崇高的仪典意义”(朱大可语)。西川说：“死亡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至今已有不少于14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他引用约翰·顿的话说：“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的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在丧钟撞击的声中，海子被后来的年轻人奉为“诗歌的圣徒”。海子也为死亡发出由衷的礼赞：“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他一直“迷恋于荒凉的泥土”(西川语)，以25年毕生的时光,等待着泥土的召唤。

在海子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回过头去看，1989年和海子之死为近现代中国竖起了一座界碑：此前40年，中国被极端的“政治化”，此后20年，中国被极端的“物质化”。最骇人听闻的是，这两者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都是旷古未闻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由“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的悍然统治——前者来自政治梦想的“终极追求”，后者来自物质梦想的“终极追求”，与此同时，宗教发生了衰落。物欲主义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波又一波地淹没了“人”的社会，“人们把理性当作实现物质欲望最大满足的工具”(王元化语)，形塑了“世俗时代的神圣化”，“瞬间的快乐、幸福和意义，构成了世俗时代文化的核心内涵”(许纪霖语)。因此，最大的悲剧可能是，只要还“忠实于最初的诗歌憧憬”，那么海子的“精神分裂”是无法避免的。西川说，海子的自杀“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今天，中国没有“圣徒”了。

在海子之后，中国诗歌发生什么？1989年，“海子的诗及海子成了刚刚逝去的时代的一个象征。海子的死将中国近30年的诗歌写作一分为二，海子之后，纯粹的抒情已不再可能”(非默语)。但在1990年代初期，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有两个人“死而复活”，一个是王小波，另一个就是海子。胡续冬说：“在王小波身上，人们汲取到的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力量，在海子身上他们认识到理想主义的风貌。”最初在乌鲁木齐、石家庄、昆明，那些中国的“边疆城市”，海子开始受到文学青年的崇拜。近10年，北京大学每年都举行纪念海子的春季未名湖诗会，胡续冬是发起人之一。同时，1989年之后，结束了“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欧阳江河语)，也结束了“纯诗的神话”，王家新说，它不再指向宏大叙事，“而是把一个时代的沉痛化为深刻的个人经历”。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写作，在沙漠一样荒芜中悄然而生，消解了一部分文化激进主义，至少有一些诗人还在努力恢复“汉语诗歌的尊严”(鲁迅语)。

尽管“人缺少定义自己的东西”(海子语)，但山风依然撕肝裂胆，“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海子语)，这为中国寻找“本土自觉”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北京地铁车轮的阵阵轰鸣声中，我读到了海子诗歌。西川主编的《海子诗全集》，80万字，1171页，刚刚出版。厚厚的，握在手中，那么有力量。诗集的书页随着地铁里的强风翻飞，发出至死不悔的烈烈撕鸣。海子为之断言：“生命发出的一切声音也会是歌”。他说：“走在路上/放声歌唱/大风刮过山冈/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整整20年过去了，恍若短短的一瞬。而海子的眼睛依然清澈透明：“我依然要为善良的生活的灵魂歌唱”。他说，我要寻找“那位在青春时代就已盛名天下的歌手”，“他离现在快七百年了，其实，和歌比起来，七个世纪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