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中国国民性改造还没有完成

问：回顾所受的教育和亲历的风云，你觉得自己这一代跟上一代比，有什么特点？

董健：我们这一代是1930年代生，1949年以后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有两大弱点。第一大弱点，我们是在乌托邦的鼓舞之下成长的，献身美好理想，完全否定“个人”。第二个弱点是我们这一代由于长期地参加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没有办法去读书，读书甚少，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使得我们在学术研究上的文化博文排行达到一定的高度很困难。

我们很多西方的现代化知识是在“文革”之后补课学来的，有时都来不及补。我到俄罗斯跑了一年，到美国也去短期访问过，但是已经来不及补上所缺的东西。我的老师这一代，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分为三个阶段，五四以后找到自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迷失自我，到了1980年代以后重新回归自我。我们没有这三个阶段，一开始就没有自我，一直到了林彪垮台以后我们才慢慢开始觉醒，到现在还在寻找自我。我们这一代应该讲都废掉了，我们就是在矮子里面选将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两大弱点是历史给我们的，是谁也逃避不了的。

问：恢复高考之后受高等教育，现在五六十岁的一代学人，你如何评价？

董健：这一代的人，条件比我们好多了。我们的那两个弱点他们可以避免。“文革”结束之后的这几十年，教育仍然存在严重问题，他们遇到的困难仍然不少。能跟我们上面那一代的优秀者相媲美的优秀学者，还没有看到。目前基础好，头脑清醒还没有放弃追求的学者，应该有一批。这些人在学校可能被边缘化，在学术界也不一定很出风头，但他们在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记得那一年我跟李慎之见面，他当时比较看好的是：秦晖、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高华等。而摩罗则代表了堕落的一代。“五四”退潮以后，当时文化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落荒而逃。遇到历史的转折期、过渡期以后，文人分化得很厉害。

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的浪潮对中国大学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

董健：目前还看不出教育有大的改革苗头。朱清时搞了个南方科技大。他本人不错，我很佩服他。他本人是有改革精神的。他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敢顶教育部，对那些形式主义的“检查”不买账。他在深圳办了南方科技大学，搞改革，单独招生，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搞了几年，后被教育部收编，现已完全失败。

“国民性改造还没有完成”

问：为什么民族主义会抬头？

董健：第一，老百姓很难区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一谈祖国哪个不爱，把民族主义当成爱国。第二，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民族主义作为口号。一些海外的华人因为在国外生活，中国强大，他们就不受欺负了，中国要是弱小，他们受欺负。他们天生有民族主义倾向。中国人抱成团。所以，民族主义很有市场，官方欢迎，老百姓也欢迎。中国的文化从鲁迅开始提出国民性改造，这任务没有完成。现在提到国民性，老百姓也很反感，好像中国人就差。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形成的国民性，当然有弱点、有问题。为什么好多好事情到了中国就变坏了呢？当然是我们传统文化有毛病，国民性有毛病。

问：你这一代走过非常曲折的历程之后，对未来有何展望？

董健：未来一个自由、富强、民主的中国，我可能看不到，但你们会看到。中国通过体制改革走出瓶颈，前景还是比较光明的。中国的文学、文化、教育走出这个瓶颈之后都会有很好的前景。从世界的走向看，现代化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潮流，用孙中山的话来讲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的文化环境比1980年代自由的空间还是扩大了。我们不必太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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