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金庸之后香港就没有文学了

在我成长的六七十年代，香港有自己老旧且根深蒂固的城市特性。那时的香港是文化沙漠，民众不关心政治，所想只是挣钱。

如今，人们似乎更热衷于文化博文排行而不是关注利益本身。年轻的积极分子们企图占领当局而非在当局工作。莫非我们的文化生活已经转换为政治活动？

你也许会认为，问题多发的时代，是催生文学想象的肥沃土壤。但不幸的是，当前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我们在推广发展香港文学上面做得并不好。

近期《金融时报》上刊登了香港亚洲文学社创始人凯利·福尔克纳的一封信，就涉及了这一问题。她指出，政府在推动表演艺术发展的同时，也不自觉地阻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在香港，用于文学发展的资金投入和关注度都在下降”，她写到，“包括作品译介和本土写作的推动。香港艺术发展局习惯性地将其慷慨全盘倾注给表演艺术。”

文学性的事件或节日很少得到公共基金的支持，对此她列举了香港国际文学节、故事精华游艺术节、PoetryOutLoud、Liars'League和单打读斗（LiteraryDeathMatch）。她是正确的。有意思的是，一些年轻人想要成为新闻工作者，而我认识的一个孩子说他想要成为小说家。

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学传统，毕竟，香港走出了张爱玲和金庸。我们的城市也激发了在某一时期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优秀文学作品，比如张爱玲《倾城之恋》、戴维·康威尔《荣誉学生》、马丁·布斯《鬼佬》、毛翔青《猴王》、韩素音《瑰宝》。其中《瑰宝》不仅仅是电影《生死恋》中呈现的爱情故事，更像是有关香港难民和临时旅客的真实记录。甚至《喜福会》的故事也结束在启德和深圳。

如果我们拥有自己的文学，我们的其他也会得以改善。

更多有关香港文学的讨论，关注山西代办特殊资质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