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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文学网可知，《萤窗咏史》一书收入以七言古风写成的咏史诗，上起先秦，下迄清末——从轩辕黄帝到孙中山，共得659首（其中先秦109首，两汉63 首，三国魏晋南北朝81首，隋唐五代181首，宋辽金元128首，明清97首），对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逐一作了吟咏评说。
像这样把著名历史人物逐一吟咏评说，查阅文学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得知前人没有做过。前人为什么没有做？一是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前人没有想到，后人想到了又有做的可能，就不妨试试。二是它太费力。中国的史书浩如烟海，没有几十年的准备时间，做不成这件事。前人有的即使想到了做这件事，却因为人生易老，诸事缠身，没有如此多的时间、精力，于是便放弃了。而幸运得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战争结束，我得以在50余年的和平环境中生活，得以如痴如醉地阅读史书，从而有了做这件事的可能。更幸运的是，我一生“吃皇粮”，除读、写之外，别的事不会干，所以就乐此不疲了。自然，我这样干，还因为相信它对后人有益无害。
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四十几年间，是阅读搜集史料，从事准备，并断断续续就少数历史人物写出了若干首咏史诗。到了上世纪最后10年，离开了工作第一线，便计划以咏史诗的形式对历史人物逐一评说。我先用了两年多时间，对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人物写就了257首四言诗（已收入我的《萤窗八集》）。但四言诗叙事倒还适宜，却不便于抒情，而咏史诗少了声情并茂，则缺了要素。于是，我便用七言古风来写。我自知不能像古人那样把咏史诗写得光耀夺目。我写出来的东西，免不了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色彩，少了丰神情韵。我两度打算放弃此事。但后来看前人诗论，得知“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 “以筋骨思理见胜”，从非唯美的观点看，却正是宋诗对唐诗的一种突破，一个发展。于是，我又决定不改初衷，继续写下去。
毛泽东的诗歌理论，也给了我勇气。1965年他曾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它）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我写咏史诗，就是为了通过历史人物吟咏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包括政治哲学思想、治国安邦理念、治军行师用兵、道德修养情操、文化艺术实践等等）。既然旧体诗最能把它们反映出来——它可以做到言简意赅，好读易记，把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加以普及——那就得坚持干下去。我虽不娴格律诗，退而求其次，就用较为自由的古风形式（它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一首多韵，不致因迫于对仗 而妨碍叙事抒情）来写。于是，夜以继日，数易其稿，写成了这些东西。
史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人丧失记忆，不能生存。一个民族丧失记忆，也不能生存。清代学者章学诚说：“灭人国者必先亡其史。”有史而不知史，是莫大的悲 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就因为祖先留下的历史传统，给了后人生生不息、奋斗向前的勇气。我写的咏史诗，自信它将有助于人们从先辈优 秀人物身上吸取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文化，并把历史反面人物的劣行恶迹引为鉴戒，从而迎接未来世界的挑战，求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辞赋文章能者稀，难中难者莫过诗。”（唐·杜荀鹤）这些年来，我虽然对近700个历史人物各具特色的思想、言论、功业、品德、境遇或劣行的表述作了持续不断 的努力，有的甚至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自知来之不易，但终篇之后，却又并非全都满意。原想再用数年细细打磨，使诗语更美，诗情更丰，意境更佳。 无奈我已年老，视力遽减。“不愁白发千茎雪，只恨万药总无灵”。于是，只好带着遗憾将此书付梓。
我吟咏评说历史人物，每人少则四句，多则十几二十句。每首诗有个“题解”，介绍人物生平，并作必不可少的注释。诗中涉及典故与史实，凡辞书或人物传记中一翻便得的，则不再作注。这样，可以使此书大大缩小篇幅，成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某种“压缩饼干”，让购买者少些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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