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中产阶级有钱就附庸风雅

近代中产阶级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一些新富有了钱，就会附庸风雅，但是却没有品味。据中国文学史获悉，莫里哀《贵人迷》中那个想做贵族的资产者茹尔丹先生，正是一个典型的写照。茹尔丹先生找人教他文学，才听说有诗和散文两种，押韵的是诗，不押韵的就是散文。他不禁大为感慨说﹕“噢，不押韵的就是散文啊，我居然不知道，我已经讲了几十年的散文啊。”笑话归笑话，不过我们从这个写照里，仍然可以看出，起码这些茹尔丹先生们，愿意承认贵族在生活的品味上比他们高，也愿意去追求一种社会公认的品味。

后来，品味的带动者不局限于贵族了，但不论怎么说，品味的本质，就在把一些事情和行为，做出非常细致、精致的层次与区分。就算你到不了某个层次，起码你会承认有那个层次，而自己心向往之。这就是品味的意义与作用。

以西方来说，taste，我们说品味或趣味的这件事，尤其在理论阐述上，主要形成于十七、十八世纪。为什么是形成于这个时间，则又要往前看到十五世纪，甚至十三世纪。

中世纪的思想把任何东西都看作一个sign，即符号，每个符号背后都有上帝的旨意，所以把自然视为表现上帝创造和荣耀的所谓“上帝之书”，万事万物都有隐秘的精神意义。这就是中世纪的精神象征主义（spiritualsymbolism）。

中国文学网了解到，但是到了十三世纪，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当时提出了信仰和理性如何调和的问题。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划时代的观点。他认为：一，自然本身有本体存在的意义，而不是精神象征的意义；二，只承认旧约里讲的历史代表一种精神意义，而这种精神意义不及于人类的一般历史。这就启发了自然主义（naturalism）。

自然主义不只可以说是为其后两百年的文艺复兴打下了一个理论基础，也可以说由此开始，西方人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转而有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个思想脉络，历经文艺复兴而到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终于确立了西方崇尚理性与规范的一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