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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生活水平下降，货币贬值，民不聊生。教授们发薪水，大家都等在财务门口，拿到钱赶紧去买米，骑车的能买到100斤米，走过去的，那些钱就贬值到只能买60斤了。据中国文学史获悉，大家都认为国民党人心丧尽了。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师从我国历史地理学的泰斗谭其骧先生。关于谭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葛剑雄著有《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近期，媒体采访了葛教授。
燕大研究院是谭其骧学术生涯的起点
葛剑雄称：顾颉刚和邓之诚当然是对谭先生影响比较大的老师。在燕大时读书时，谭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就两汉州制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1931年顾颉刚开设的“《尚书》研究”一课中，本来是要解决《尚书·尧典》一篇的著作年代问题，谭先生两次去信向自己的老师商榷，都得到了认真的回信，最后顾颉刚将这四封信加上自己的附记，印发给全班，可以说是这场讨论决定了谭先生的学术方向。
谭先生在燕大研究院时就取得了很多成绩，顾颉刚评价说：“他在燕大研究院毕业生中应列第一。”谭先生完成论文答辩时，距离毕业时间还有一个学期，当时辅仁大学教中国地理沿革史的柯昌泗不辞而别，邓之诚就向代校长沈兼士推荐了谭其骧，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后，反响很好，辅仁大学就续聘下去了，邓之诚又让他在燕大也兼同样的课。
还有，当时的师生关系也很好。邓之诚非常喜欢谭先生，经常邀请谭先生就住在自己家里，食宿都是他供给。邓之诚本来就很有钱，在城里有自己的公馆，当时教授的待遇也非常好，他们很少会讲到生活上有什么难处。
浙大的自由民主风气对谭先生有深远影响
1940年初，谭先生离开北平到浙大史地系，当时浙大校长是竺可桢。1980年底谭先生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是老的学部委员投的票，他和我说过这些人几乎全是浙大同事，因为对他了解，这才能顺利当选。当时有46位学部委员都是老浙大的，新浙大一个都没有，所以后来还有人专门开会说浙大的办学经验。
浙大的学风对谭先生当然有影响，所以他后来到了上海暨南大学就很不习惯。中国文学网了解到，有一次国民党三青团要求他给一个学生打高分，他说这个学生上课都不来——实际上这个学生是三青团的骨干一类，经常有任务，但谭先生就坚决拒绝。浙大就不存在这个情况。他在浙大专任教员的时候，史地系主任是张其昀，对他很好，把他聘去后提职称也很快，谭先生说张其昀对他有知遇之恩。重庆那边一度想聘他去，他不去，宁可待在遵义这么小地方。
但谭先生和张其昀在政治理念上完全不同。谭先生的助手吕东明，是当时遵义地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系主任张其昀和校内国民党的负责人有所闻，不过这一点对他还是尊重，谭先生也为吕东明想方设法做掩护。所以他们政治上有分歧，但是不影响私人友谊、不影响学术。浙大就是这个风气。
后来谭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杭州的学风，开始我准备收到《长水集》中，但谭先生说这篇文章会得罪人的，因为他说浙大应该发扬求实求是的作风，实际上是有所指的。后来做续编的时候把它放进去了。浙大这种自由民主的风气对谭先生还是有影响的。
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遇到了很大难题
这个主要是政治上的。首先你不能够违背史实，必须要自圆其说，另外上面的指示说得都不明确，但真正等到事情来了，就要强调政治上的问题，上面一旦决定，你就不能改变。譬如说，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地图上一条界线划在这里，如果有年轻人提出应该画大一点，你如果反对那就是卖国，这是最麻烦的。
另一方面，这是政治任务，不需要考虑条件，你要人，那么就有人。当时方国瑜先生还关在牛棚里劳改，但是因为上海通知他开会，马上就叫他去，上火车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原来是到上海开会了，一结束，又把人家送回牛棚。我记得我来的时候，上海市委拨一百万，当时的一百万，不得了了。而且，像地图集封面要用布料做的，马上到仓库里把布料找好，我们还看到好多布放在里面。你要什么有什么，因为这是毛主席布置的。
所以在“文革”中间，有人想出来要恢复这个项目，张春桥马上同意，就开始找谭先生和一批人继续做。所有的人只要是参加这个任务，就可以不下乡——这是毛主席的任务。但是毛病也在这里，比如说历史上和越南（安南）之间的界线，方国瑜先生主张画到最南边，谭先生主张画到最北边，方先生手下的年轻人主张画在中间，外交部最后裁定画在中间，这没有办法。
当时编修地图时需要什么地方资料，只要发文件到全国各地方，地方上就得老实地把资料收过来。这个工作当然很忙，谭先生也习惯了，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但最麻烦的还是政治上的，有些事情不讲道理，上面定了就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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