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声百代 茂范千年 ——唐代墓志的考古学观察

邓宏文著

内容简介

本书以唐代墓志和考古发现的唐代墓葬为对象，利用考古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复原志主（墓主）的丧葬过程和埋葬形态；将墓志放回墓中，重赋墓志的随葬品属性，让墓志背后虚化的“载体”——墓葬具象化，使延续阶段、范围不同的家族和卒葬时间、地点各异的家庭成员，重返落葬时的家族墓地和具体墓葬；依据考古研究成果，重建唐朝境内真实存在过的四千六百余座规格不一、类型多样、葬俗纷繁的单人墓与合葬墓，一次葬墓与二次葬墓，普通葬俗墓与特殊葬俗墓；结合归葬和迁葬、多娶和多嫁、厚葬和薄葬、崇佛和尚道、卒因和享年、庐墓和至孝等因素分析，再现志主（墓主）鲜活的人生轨迹，重塑唐代丧葬文化场景；在墓葬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制度或面貌。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专业学生和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目录

精彩试读

考古研习漫录（代为跋）

如果将考古学理解为利用考古材料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堪称博大精深。一个人穷毕生之力，能够勉强做个小学生，不做“门外汉”，就很不容易了。

当下考古的“火爆”、“出圈”，在我三十年前北上求学的时候，无论如何绞尽脑汁，也是预料不到的。当时我的同学对考古为何物，大都懵懂无知；公众则普遍将考古等同于“挖墓”、“寻宝”。我将考古填报为第一志愿，也不是因为比别人懂得多，或者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受初中一篇课文的影响，梦想将来能当个地质学家；高中时选择了文科，与地质“缘尽”，而文科中的考古和地质有些相似，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游山玩水”，尽享闲情野趣，于是就自作主张，“私订了终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青葱岁月，转瞬即逝，两鬓如霜，渐入黄昏，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回首当年的选择，五味杂陈，虽不至于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但也并非毫无波澜，淡如止水。

20 世纪80 年代学习考古，总会不经意地听到各种“奇谈怪论”。说来惭愧，大学几年，先生们的谆谆教导，现在的我，好像大多忘到九霄云外，“照单”还回去了，但那些萦绕在课堂内外的“闲言碎语”，却刻骨铭心，没有忘却半分。比如：

干考古如同“上贼船”。此话刚入学时，师兄、师姐们时常挂在嘴边，后来在课堂上有老师也这么说，还是着实有些令人吃惊。听君一席话，即便没有令心态全崩，但也仿若被泼了一瓢冷水。师友们自我开涮，貌似荒诞不经，其表象之下的潜台词，多半和“入错行”与“改行难”，脱不了干系。

干考古不能太“笨”，也不能太“聪明”。年轻时听闻此语，尚无法领悟其中的高妙和玄机。太笨好理解，岂止干考古，干任何事太笨，估计都干不好，但为啥不能太聪明呢？后来琢磨，这里面至少包含有三层意思：一，聪明的人更应该去干“高精尖”，去搞“数理化”，干考古有点大材小用；二，干考古有时需要心领神会，看破不说破，彼此讲情面——聪明的人爱“逞能”，不容易被“忽悠”，容易口无遮拦，授人以柄；三，考古需要积累，讲究厚积薄发，“聪明”的人做学问擅“抄近道”，有的人可能埋头田野，数十年如一日，文章却不如少下田野，甚至不下田野，但深谙作文之道的“聪明”者写得多，写得“好”，长此以往，“劣币”就会驱逐“良币”，投机就会取代实干，破坏学科发展的良好生态。应该说，这些“聪明”并不都是真聪明，有的不过是假聪明或小聪明。

“考古考古，连蒙带唬”。此话虽为自嘲，有些戏谑，但“话糙理不糙”，或多或少暴露出考古这门年轻学科的“软肋”。其实，如果没有文字记录，又想让实物“发声”，并做到“透物见人”，到目前为止，真正可靠的办法还不太多。不过，能在大胆假设之后小心求证，也就无须求全责备了。

干考古要“信则灵”，对考古学理论、技术和方法要有自信，少怀疑，少挑刺。大学实习时，总有同学觉得“考古马车”拥有的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个“轮子”都有些瘪b，行走起来不那么圆顺。老师给出的建议是：还没学会爬，就不要想走和跑。两个 “轮子”高深得很，想要“加气”、“补胎”，等将来学会爬、可以走、能够跑时再说。

学习考古，还会耳濡目染许多“行规”。譬如，领队要自己盯工地，忌遥控指挥；工地以发掘者“为大”，探方的最终解释权在“方主”；工地防晒“标配”草帽，忌打伞；下探方要“来去无踪”，忌“钉子鞋”（鞋底有凸起的乳钉）、水胶鞋；要练就蹲功，坐功（坐在手铲上），手铲功，忌坐隔梁、坐探方、大锄头找边；解释不清，“越描越黑”时要守住底线，起码能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日记只记工作，忌“风花雪月”，宁可枯燥寡淡，味同嚼蜡，也不可随意咏物抒怀，搞文学创作；研究器物要靠 “自摸”，忌以图论图；应该由发掘者撰写简报、报告，不捉刀代笔，假手他人；要先写短文章，论小问题，慎写“大部头”，等等。应该说，这些“行规”有经验之谈，有真知灼见，更不乏科学合理的部分，我在从业之后，也几乎是照单全收，并奉之为 “金科玉律”。

时光稍纵即逝。曾几何时，考古从“象牙塔”走进了百姓家，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逐渐变得风光、热闹和“时髦”起来。“众目睽睽”之下，考古一改往日“曲高和寡”、“孤芳自赏”般的严谨、低调和内敛，显得有些陌生，有些浮躁，有些“飘”。如果，发掘只挂虚名，工地由“替补”、技工担纲，项目完成，自己还是“细皮嫩肉”，未曾拿过手铲，没有划过一条线，没有清过一铲土；如果，视田野为“穷途末路”，急于“洗脚上田”；如果，室内整理和报告编写，全部假手他人，整理、编写者对发掘情况完全不熟，一问三不知，只做“流水线”式的照抄照搬，无查漏补缺，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如果，研究器物不据实物，只是从图到图，依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如果，做学问可以在旧石器时代至元明清之间按需切换，反复“横跳”，到处“刷存在”，这样的考古，已视原则、规则为无物，将“行规”念得荒腔走板，和考古的初心使命，也已相去了十万八千里。

考古需要“学得好”、“干得好”和“写得好”相结合，需要扎实系统的专业学习、丰富认真的田野实践和深刻严谨的论述功力“三位一体”。不去野外“流汗”，不进行室内整理，无论研究搞得多么花哨，多么“技艺超群”，和考古学研究，终究难以扯上关系。学习考古，并非走出校门便大功告成。考古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考古发现和研究，皆不断推陈出新，需要终身学习。如果脱离实践，闭门造车，看法、推论巧舌如簧，“霸气侧漏”，天马行空，全靠想象，于考古这门建立在以研究出土实物资料为基础的学科而言，恐怕并非好事。

若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第一专业作区分，考古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是具有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的“文科类别”；一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等学科为第一专业的“理工科类别”。受高中教育和高校招生文理分科的制约，兼跨文理，贯通两个类别者如和隋之珍，可遇不可求。考古学包括没有文字记载阶段的考古学（又称“前段”）和有文字记载阶段的考古学（又称“后段”），研究后段，因为必须读史，“文科类别”无疑具有一定优势；研究前段，“理工科类别”的方法和提供的证据链条或更加扎实，当大有作为。

以下两点思考，分别与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相关，略作展开。

1.文化层和遗迹有不同的堆积特点，区分方法、区分精度应各取所需，无须整齐划一

考古地层学认为：“当人类居住或进行其它长期活动时，会在地表大面积形成新的土层……”“人们在地表活动，不仅形成地层堆积，还能留下破坏原有地表的沟、坑、井等遗迹，以及高于地表的墙台等遗迹。” 文化层的形成和人类活动有关，但并非人类的所有活动，皆会形成文化层，尤其在硬化、坚固路面（地面）上的活动，可能连踩踏面也不会有。因此，如果不计破坏、干扰地表的向下和向上的构筑物，人类活动如何“在地表大面积形成新的土层”，还应有必要的解释。

人类对地表的干扰活动有翻动（如犁地、松土）、挖掘（如开沟、挖坑）和堆填（如筑台、掩埋）三种，以及三种活动的组合。文化层可定义为和遗迹无关，主要因人类翻动、扰动、堆填而形成的堆积，以及失去边界（或界面，以下“界面”二字皆略），未知遗迹类型的遗迹内部堆积。如果将古代耕地也视为遗迹类型中的一种，人类在地表的活动除留下遗迹外，漫无目的的，只“形成地层堆积”的情况，可能并不多见。文化层通常没有人工形成的边界，或边界可以忽略，或边界没有保存且无法辨别，其区分属于“软”区分，区分精度可不过分苛求。遗迹的平面、立面通常规则成形，有人工设定、修筑的边界，故遗迹的区分属于“硬”区分，应尽量准确。

文化层原来的层表和遗迹上部（或表面）的原始边界又最容易被晚期堆积所破坏，难以保存，故考古发现的文化层层表和遗迹上部边界，往往并非堆积形成过程的终点；而文化层层底和遗迹下部边界，却一般又都是堆积形成过程的起点。边界主要呈水平或横向分布的遗迹如表面无存，堆积的区分方式和精度与文化层相似；边界主要呈垂直或纵向分布的遗迹如开口处被毁，遗迹（堆积）的深度（高度、厚度）就属残存。

遗迹的清理，往往从遗迹上部边界的发现、辨识开始。路面、地面、踩踏面等遗迹上部边界，通常又是人类活动的基准面。由于人类活动无法“悬空”进行，都需要一个基准面，故基准面的发现和确认，就成为判定遗迹开口层位，复原遗迹对应构筑物修建过程的关键。

现有考古实践表明，遗址中地面的确认非常重要。地面有人工修整、加工、砌筑的铺地面、踩踏面、道路面、基台面，也包括未经加工，可被直接使用的同时期地表表土层面。前者可由硬化、坚固的石铺、砖砌、夯踩等表层，和表层之下的基础等部分构成，田野中常被判定为某类遗迹或某类遗迹的组成部分；后者为没有基础的软土、松散、自然层面，田野中常被判定为某一文化层或地层的层面；两类地面互有联系，彼此结合，同等重要，共同组成人类活动的基准面。发掘时，遗迹与遗迹周边（如室内与室外），遗址与遗址周边（如人工修筑与自然形成）地面要有效整合，并准确理解、划分地面和地面上“遗痕或遗留物”的层位关系。

遗迹皆有边界，有的遗迹还另有原生堆积和包含物。如果将遗迹边界和遗迹内部的堆积与包含物类比为物理化学中不同的“相”，有的遗迹属于“单相系统”，有的则属于“多相系统”。壕沟、水井、码头等以构筑边界或单一本体，内部（或中间）留空方式形成的构筑物，其遗迹为只有边界或本体，而无原生堆积和包含物的“单相系统”类遗迹。此类遗迹内若发现堆积和包含物，堆积和包含物通常属于再生，且比较混杂，时代较遗迹要晚，难以佐证遗迹的年代。“单相系统”类遗迹和空墓、空坑、空房或空窑近似，除叠压打破关系外，遗迹本身的构筑材料和方式，是遗迹年代判定的主要依据。当叠压打破关系和构筑材料与方式，皆无法提供年代判定依据时，即使遗迹内的堆积深厚，包含物丰富，遗迹的年代也难以推知。

“多相系统”类遗迹由边界、堆积和包含物等两“相”或多“相”（含多层堆积）组成，每一“相”皆可有独立的形成原因和时间，又可细分为两类：一，堆积和包含物为原生，遗迹边界、堆积和包含物的年代相近或相同，如土坑墓、祭祀坑、夯土台、夯土墙等，堆积和包含物的年代，是遗迹年代判断的主要依据；二，堆积和包含物有原生，也有再生——遗迹边界、堆积和包含物的形成时间可能相同，也可能明显有别，如砖室墓、房子、窑炉、窖藏坑、垃圾坑、灶坑等，再生堆积如倒塌堆积、晚期堆积等，仅可作为遗迹年代判断的参考。

据封口形态，“单相系统”类遗迹对应的构筑物常不封闭，需要中空、“留白”，无原生堆积和包含物，遗迹呈开放式；第一种“多相系统”类遗迹对应的构筑物边界常封闭为一个整体，有原生堆积和包含物，遗迹为闭合式；第二种“多相系统”类遗迹对应的构筑物常不完全封闭，有原生堆积或包含物，或堆积与包含物从无到有，遗迹为半开放式或逐渐闭合式。绘制剖面图时，除闭合式遗迹应有“封口线”外，开放式、半开放式遗迹是否需要“封口线”，因存在遗迹内、外堆积完全相同的情况，需视发掘时的具体情况而定。

一些遗迹对应的构筑物在建造、使用时为“多相系统”，废弃后形成的遗迹，或维持“多相系统”，或转变成只有边界，没有堆积和包含物的中空的“单相系统”。此类遗迹的开口层位和年代判断比较困难，需慎之又慎，例如柱洞。

柱洞建造需先筑洞，再立柱，属“多相系统”。若以修建柱洞时的地面为基准面，柱洞开口于基准面，打破基准面以下一层或多层。柱洞废弃时如木、竹或石质柱体仍在，遗迹维持“多相系统”不变，而基准面之上的柱周可能被晚期堆积所叠压，导致柱洞的开口层位错位、上移；当柱径与洞径相仿，发掘时柱体和柱洞基准面又无存时，叠压柱洞和柱洞打破的层就很难区分，柱洞的实际开口层位也就无法辨认。此外，柱洞废弃时如柱体无存，可能形成有洞无柱的开放式“单相系统”类遗迹，柱洞内的堆积和包含物（礩等除外）较柱洞晚，且和柱洞无关，无法为柱洞年代判断，提供有效依据。

2.遗物研究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

目前，由于大多数考古学者都熟知考古类型学的原理和“分型定式”的方法，“分型定式”对象筛选和标准厘定，又可由研究者自行设定，对实物资料尤其是遗物进行研究，基于类型学的“分型定式”，几乎仍然是唯一可以信手拈来，准入门槛不高的方法，为室内整理的“不二选择”。

考古类型学与植物等有机物的“表型分类法”相似，皆以研究对象的外部形态为分类研究的“抓手”，“表型分类法”的短板似乎也同样存在于类型学。如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找到形态演变的内因，使得“演化序列”有理有据，是类型学研究的关键。目前，由于类型学对研究对象的“入围”要求很高，满足分析、研究的条件苛刻，普适性不强，导致类型学研究常常比较机械，研究者主观臆测的成分较多，难以进行重复性检验，可信度不高，缺乏说服力。而学界流行的依据器物外形、纹饰等相似程度进行考古学文化比较的方法，如果以个人感官取代量化指标，“以貌取人”、“望文生义”，也可能漏洞百出，缺少科学性。有学者指出，考古类型学研究具备必要的“前提条件”，因而是“科学的”；“物品所以做成某种形态，主要是由其用途、制作技术、使用者的生活或生产环境、制作和使用者的心理情况或审美观念这几种因素所决定的。”显然，“分型定式”完成之后还不能算万事大吉，依据“分型定式”得出的器物形态演变规律是否真实有效，这一规律由何种因素或哪几种因素而起，还需进一步论证；无法证明的型式划分有可能只是“盲人摸象”、“隔靴搔痒”，没有触及本质。形式需服从于功能，遗存研究中，用途、功能和制作工艺研究，和以之为基础的形态研究，较直接进行类型学研究，或更容易抓住要害，切中肯綮。

由于遗存研究方法的“青黄不接”，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时，对未知、鲜见遗存的性质、用途、功能，常常令研究者落入靠“猜”的窘境。“猜”的准确度与研究者的学识、见识和学术直觉关系密切，有时更如博彩，全靠运气，而无关科学。考古学将 “让实物说话”定为目标之后（这一目标的确立，本身并无问题），靠“猜”似乎就不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在思维和方法层面，还有从惰性变成惯性的趋势。

这是因为，其一，考古发现的遗存包罗万象，而考古学家皆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识得古代万物，又毫无可能。“术业有专攻”，古代天文、地理、医学、伦理、心理、技艺、木作、土作、习俗和占卜等，皆不可能无师自通。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工人师傅不一定认识农作物，修车师傅不一定认识电脑配件，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没有熟悉现代物品的“通才”、“全才”，也就没有熟悉古代遗存的“通才”、“全才”。发掘者对出土遗存皆进行研究，既不可行，也不可靠，勉强解释，必顾此失彼，漏洞百出。近年来，一些造型怪异的遗物在古代用作何物，发掘者心中无数，旁观者各执一词，陷入全民靠猜的怪圈之中，其根源也在于此。

其二，实物本身“哑口无言”、“无话可说”，能说话的是发掘者、研究者。要让所言非虚，名副其实，实现起来，很难做到易如反掌、轻而易举。实际上，对出土资料的阐释和以出土资料为证据进行的论证，皆需注意所用证据属于结论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还是必要非充分条件，或充分非必要条件。换言之，考古学研究，应考虑导致同一结果的其他原因，以及同一原因可能导致的其他结果，让结论经得起排他性检验，而不是仅列出其中的“可能”，找到没有逻辑硬伤的因果关系；或以“可能”代替“必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本书作者邓宏文，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本文由何司阳、樊鑫摘自《英声百代 茂范千年 ——唐代墓志的考古学观察》（邓宏文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6. 9）。

（审核：张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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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03-086355-3

责任编辑樊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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