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理解此书的抱负，须先回望作者的来时路。刘正山的学术轨迹，本身构成了一部思想“三部曲”。他的起点，是那部《老子经济学》——彼时，他的工作重心在于“架桥”，尝试沟通《道德经》的东方智慧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中华元典中发掘经济思想的活水。这番努力虽已显露不依傍西方理论的文化自觉，但更多是在两种话语之间做一位勤勉的“摆渡人”。先后问世的“幸福四部曲”，标志着他思考的深化与转进。从《幸福经济学》的散文笔触，到《幸福与幸福指数》的实证计量，再到《幸福横店》的案例研究，以及《幸福论》系统化的理论建构，他将“幸福”这一命题从个人感悟提升到学术体系的高度，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乃至“文明”的评价体系的主张。这已不再是温和的对话，而是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这部新著，正是他不再满足于做“摆渡人”，而要亲手在当代中国经验与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石上，搭建一座回应普遍性问题的理论大厦。

　　这部新著的理论关切，是对主流经济学核心假设“经济人”所展开的反思。那个永远理性、永远自利、永远在计算边际效用的抽象个体，为经济学带来了数学般的简洁，却也让这门学科在面对那些最根本的人类行为时，显得沉默——舍生取义何以可能？经济增长为何未必带来幸福感的提升？伦理困境中的抉择，又岂是一道成本收益的计算题所能穷尽？作者捕捉到这一困境，试图为经济学的骨架重新注入血肉与灵魂。他勾勒出一个与“道德”内核深度交织的“完整人”形象：一个既有利害计算的能力，亦有道德自觉的温度；既有个人追求的冲动，亦有社会关怀的担当的复合主体。这一转向，为这门学科重新敞开了人文关怀的空间，让经济学得以回应那些被长久悬置的生命追问。

　　这一人性假设的转向，在全书中化作一条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集中体现在他对“义利之辨”的现代重构之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古训在有意无意间将义与利推入对立的两极。作者的工作，正是要破除这一二元思维。他调动博弈论、交易成本等现代分析工具，为这一古老命题赋予了新的理论形态。在他的论述中，道德并非外在于经济活动的伦理说教，而是内生于市场过程的一种效率机制——在重复博弈的框架下，诚信与合作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他进而提出“道德效率”这一概念，用以揭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市场恪守商业伦理，并非单纯的道德消耗，而可能转化为信任建立、监督成本降低、品牌声誉积累的理性选择。“义”不仅关乎良知，亦关乎长远之“利”。由此，“义利统一”这一伦理命题，被从道德箴言转化为一种可分析、可论证的经济学理论建构。

　　借助“义利统一”的框架，作者的笔触延伸到市场秩序与制度设计的层面。他辨析了法治与道德的边界与互补：法律划定行为的底线，道德则指引价值的走向。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社会，既离不开法治的硬性约束，也少不了道德的柔性引领。这一讨论的落脚点，指向了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幸福社会”。如果说此前他的一系列“幸福”著作是在正面建构幸福测量的理论框架，那么这部新著则是在为其奠定更根本的经济哲学基础，回答了为什么经济发展必须以人的完整幸福为归宿。从对“经济人”的反思出发，经由个体义利抉择、企业道德实践，直至市场秩序与制度设计，全书呈现出一种环环相扣的理论气象。

　　当然，也需看到，“人文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其学科边界与研究范式尚未在学术界形成普遍共识。刘正山构建的体系是开创性的，但仍是一家之言，有待更广泛的学术检验。“道德效率”等核心概念的量化测度，以及全书理论推论的经验验证，也是摆在学界面前的长期课题。但这些“未尽之处”并非缺陷，而恰恰表明这一研究方向的开放性与生长性。这部著作所展现的理论抱负在于：它不再满足于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经验，而是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核出发，生发出能够回应人类普遍性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关心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关心经济发展与人文价值如何实现和解的人们而言，这部著作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思想样本，也让我们看到，经济学在数据与曲线之外，同样可以拥有思想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