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央禁令影响 公务员不好当纷纷辞职转型

公务员队伍自身的问题，在几年以前大面积加剧了舆论场的“仇官”情绪。一些贪官尤其给整个公务员队伍抹了黑，造成民间对贪腐认识的扩大化，使得占多数的普通公务员也被认为“捞钱”的机会很多。扭转舆论的这一态度，是中国理顺官民关系、中国社会能客观看待改革成果的关键性条件之一。

但直到今天，球主要还在官方脚下，官方仍是促成舆论变化的主动方。2013年抓了一批贪官，并且成为转作风的“禁令年”。这些行动获得舆论高度肯定，它们客观上为转变社会对公务员的看法砍出了有实质意义的“三板斧”。

但要促成舆论的“拐点”，尚需各种禁令在中国社会的持续发酵。八项规定实际在重新厘清公务员的福利体系，构建它与社会其他人群福利之间的恰当关系。一系列禁令清扫了公务员福利的灰色地带，造成公务员实际收入和福利的收缩，这其实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改革。

现在需要公务员们首先想通想开。公务员就是普通职业，它稳定，但收入一般，这是世界各成熟社会反复磨合国家实际利益和公众各种心理后的结果。“高薪养廉”的情况很少，中国大社会接受新加坡小模式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公务员们大概不能抱那样的指望。

公务员们需要看清社会发展大势，调低自己职业生涯的福利预期。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重仕，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相信“升官”与“发财”有因果关系，这种观念至今仍对部分公务员有影响，但社会实际发展肯定是反着来的。

改革开放丰富了中国人的致富路，当官的好处在全社会中被稀释，“学而优则仕”已被打破。但近年来，社会资源和权力再向政府集中，官员的优势通过灰色途径得以兑现，导致社会心理的再失衡。“禁令年”实际是把这一逆改革开放的动向再扭回去，让公务员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回归本位。

八项规定等所发挥的作用已被全社会感知，它们不仅触动了公务员的工作和生活，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改变社会的面貌。这样坚持下去，社会的心态一定会转变。

届时再谈给公务员增加合法收入和福利，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舆论环境。主张绝对平均主义和红眼病的人什么时候都有，但那时极端声音就无法再到舆论场上呼风唤雨，舆论有可能更多关注社会的实际利益，而不是一味撒气。

鉴于中国政府领导国家复兴是当今世界难度最高的使命，也因为中国庞大社会的特殊复杂，中国的公务员队伍保持高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需要有认真探讨如何确保公务员福利有充分吸引力的舆论环境，它如果被不理性的吐槽取代，无论原因是什么，都是中国社会的整体遗憾。

反腐倡廉同舆论的理性回归应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并行的两个轮子，官场的改变增加了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新机遇，社会需要与这种改变及时良性互动，舆论也不应固守以往的对立态度。中国的改革要成功，不可能只是官方的事。官方改进越多越深，民间相向而行的配合越同样重要，使它们在社会的大体系中扎根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