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票价而起诉 为了提升公民权利意识

广州市民不满硬座票与无座票价格相同，依据《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状告广深铁路公司。据悉，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当场立案，该案定于3月6日开庭审理。该市民称，能否胜诉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诉讼过程能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

火车票站票是否打折，相关讨论也开展多轮，利益诉求也日益泾渭分明。对于铁路运营方来说，打折的风险当然客观存在，既有安全性的考虑，也有技术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损失。对乘客来说，拿全票的价钱却只享受了站票的待遇，明显具有不公平性，属于变相的“亏本买卖”，要求打折也天经地义。

不过较之于之前的口水战，能够一纸诉状将铁路营运方告上法庭，通过司法的渠道来解决问题，显然具有多重意义。一则，此由舆论手段转向于司法途径，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有助于保护个体权利；二则，法院判决的结果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若起诉方胜诉，则表明火车站票全价属于违法行为，应当给予纠正，并可能将带来票价的改革，甚至是营运策略的调整；三则，即便未能胜诉而仅具象征意义，但其中表现出来的权利意识依然值得肯定，并因此有助于提高全民维权意识。四则，司法途径搭建了一个利益博弈的平台，削弱了强弱分明的地位差距，让个体能有机会与强势的一方，展开博弈的角力。更重要的是，此举有助于丰富维权的渠道，不仅对于规范铁路运营，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构建社会共识，倡导采取更加理性合法方式去维权。

为一票价而起诉，已经属十分可贵，难得的是法院能够受理和立案，畅通了维权的通道。只有当“打官司”不再复杂而艰难，公众才有勇气“有理到法院说理去”。火车票站票全票是否侵权，不是一个舆论话题而是一个法律命题，理应由法律的裁决机关进行定性和明确，给予外界一个公正的说法，也唯有此，才会真正使问题得到解决，矛盾得到化解，并最终形成全民共识。

即便超越事件本身，“状告广深铁路公司”也彰显了个体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建立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从状告环保部不作为，到状告相关部门信息公开不作为，甚至有老妇要求政府公开援助朝鲜信息而状告财政部，不难发现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和表达诉求，已经日益常态化和普及化，其行为本身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对于相关权力主体和市场行为也能起到规范和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