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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卫计委近日下发通知，取消一孩生育审批，该领域执行了30多年的行政审批由此变为了主动发放。这让湖北成为全国最早推行这一做法的省份之一。一些网民认为，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夫妻都至少有生育一胎的权利，无需再次审批，头胎“准生证”早就应该取消了。
一纸“取消”通知，获得普遍点赞，被称为“带了个好头”。对于那些仍生活在“准生证”之下的民众而言，除了心生羡慕，一个直接的疑问便是，取消“准生证”何时能成为普惠式现实。于简政放权背景下，相信这类期许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而在这份期许之外，此类改革所蕴含的样本意义，同样值得剖析。
目前大家所俗称的“准生证”，其实叫“生育健康服务证”，顾名思义，是孕妇和新生儿获取计生服务的凭证。此次湖北也并非是取消这个证件本身，而是由以往的行政审批变为主动发放。不难想见，形式的变化，其实是服务理念的回归。在过去，正因为要获得这一凭证需要经历太多的“折腾”，使得这一证件从一项服务，异化为公民获得生育权利的确权程序，“准生证”这一名称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准生证”这类证件，正是简政放权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在现行计生政策中，生育第一胎是任何夫妻的合法权利，本就无需再次以证件的方式予以确认。现实生活中，类似“叠床架屋”的证件，并不少见。如果这类证件，能够在第一时间得以清理，简政放权的步伐和目标，无疑要明确得多。
包括“准生证”等证件在内的一些行政审批形式，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诟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这类需要多种信息材料为支撑的证件，在办证过程中给公民制造的麻烦已愈发凸显。在最初，由于社会的流动性不大，在“静态”社会中，其弊端尚不凸显。但随着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这种证件管理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流动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背离服务的初衷，被民众抱怨，在所难免。在这个意义上，简政放权改革必须要以社会的发展背景作为重要参照对象，提升服务管理的灵活性和改革的敏感性，以动态的目光看待改革并检验改革成效。
取消“准生证”的另一重积极价值表现在，它是简政放权大背景下，地方积极探索改革路径的一种体现。改革进入深水区，在改革的方法论上，人们很容易想到顶层设计，这是改革的形势使然。但改革固然需要适时的顶层设计，地方性的改革创新和主动探索，同样不可少。这两种改革路径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互为补充，合力推新。从“准生证”之前在一些地市已经取消，但并未能引起较大的跟进看，在简政放权的改革中，如何设计改革激励机制，鼓励地方勇于探索和创新，以促成甘当先行者的改革风气，值得重视。
网上舆论的普遍叫好，是民意的直接展示。这样的民意显然需要得到普遍尊重。类似的改革先行者案例所蕴藏的改革理念和其背后所彰显的样本价值，也更需要在改革行动中，得到普遍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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