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场所突发事件 要做理性的“逃跑民众”

3月4日上午10时，广州地铁的列车车尾有两少年玩弄一瓶状物，该物发出刺激性气味。车上乘客在疏散过程中发生挤碰，致4人轻伤。民警在现场找到该瓶子，初步查明是女性防狼喷剂。目前，警方正对该起事件作进一步调查。虽然这起踩踏事故，发生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即，昆明事件给公众带来的心理影响，让很多人成了惊弓之鸟。但同时我们也要想想，哪怕没有这个特殊背景，之前类似的事故发生的还少吗？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一旦出现某些突发事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争先恐后地逃离现场。然而，这只会加剧逃生出口的拥挤程度，带来可能更为严重的后果。而在一些公共事件预案做得好的国家，对于类似惊慌逃生等突发事件都有一套完整的应对教育，包括让老人小孩先行离开、采取一些必要手段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等等。这种教育，会让他们的民众应对有素，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在混乱无序中，人人自顾不暇，却从来没有想到用规则和集体互助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帮助更多人。

更为糟糕的是，这其实反映出大家陷入了互相不信任的困境。发生了突发事件，如果有应急技能培训、以及互助文化深植，那些民众内心中对其他在场的人有一种信任感，相信会有人站出来主动组织大家有序离开，相信自己作为老人小孩，可以得到离开的优先权利，这是无形铺就的心理逃生通道，人人都基于会得到他人保障的自信，以及对他人履行互助责任的他信，而在突发事故面前不会惊慌失措。

反观我们，担心的是旁人都争先恐后地逃离，把自己扔在最后面。在突发事故面前，我们心中都藏着一头恐慌的猛虎。当然，这也不能仅仅责怪“逃跑的民众”。事实上，在很多突发事件中，最先逃跑的往往是最应该坚持到最后的。比如当年那个著名的“让领导先走”，比如某些事故中工作人员发现事故苗头后，不是第一时间通知人们，而是变成了第一个逃兵。公共保障的防线由此而垮塌，并形成信任链条崩坏的连锁反应。

从更深层面来说，这种只相信个体自救，却缺乏集体互助的文化，与我们这个历来强调集体主体的国家来说是很矛盾的。原因究竟何在，恐怕需要社会各界对此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