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纵火案频发 更多是公交管理漏洞

公交纵火案带来的社会伤害无须多言，每一起案件都会发生群死群伤，而每一名无辜的受害者又都与纵火者没有半点利害瓜葛，这种无特定针对对象的犯罪，发泄不满报复社会，极易成为效仿的对象，更能产生社会群体的公共安全恐惧，无形的危害更甚。杭州7月5日的公交纵火案，貌似偶然，但是仅今年，已经先后发生了2月27日贵阳公交纵火案、5月12日宜宾公交纵火案，这已经是第三起。从态势上看，与以往数年一起相比似乎变得更频繁，显然一而再的公交纵火案，发出来的信号，敲响了公共安全的警钟。

有关公交纵火案引发的思考，并不少见，而且每一个个案探讨的观点都是惊人的相同。如厦门BRT纵火案的结论，套用到杭州公交纵火案上也无不妥，尽管目前的案件还在调查中。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每一个产生报复社会的极端心理，差不多都有弱势自危、悲观厌世、泄愤报复的共同性格基因，或许他们的境遇有其不堪的一面，但是动辄把个人的不顺，归咎于社会的原因，绝对是一种偏激。

那么，有这样的生存态度，就把死亡加之于无辜市民，做出迁怒报复的举动，任何个别的事件都只是诱因。对此，认知不宜本末倒置。事实上，这种变态的心理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哪怕是经济与文明都发达的国家，也同样存在，比如美国频繁的校园枪击案。遗憾的是，在历起公交纵火案中，总不乏制度成因的声音，甚至一味地对纵火者遭遇给予同情，似乎是某种不公通过传导导致的悲剧。显然，这放大了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混淆了滥害无辜的恐怖本质。当然，不去刻意探求此类犯罪与周边环境的必然关系，并不等于无须重视导致这些恶性事件发生，充当导火索的社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引导社会主动参与情绪“排爆”，化解人心的阴暗和冰凉，有利于营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但不必然抑制每一个体极端思想的产生，且非一日之功。

今日国内新闻热点，在当下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多发的关口，更需要辩证而理性地看待这些恶性事件，并真正着眼于公共安全，作出有效地防范。公交纵火案频发，恐怕最大的隐患还是来自于公交管理的漏洞，作为大众性的交通工具人口流动性大、安检松懈、场所封闭、消防救生困难等，决定了它不仅是恶意报复社会的“优选”，而且更易于造成大的社会伤害。从维护公共安全的角度而言，从安检把关的技术层面预防公交纵火案的发生，切实提高公交的安全指数，显得更急迫更具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