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9月21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杨利伟透露了一组令人感动的数据：我国首批航天员于2025年10月正式结束训练和飞行任务，共计14名航天员，其中9人成功执行了飞行任务，而有5人直至退役都未能乘坐火箭升空。追溯至1998年1月5日航天员大队的成立，这14位精英是从众多空军飞行员中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此后二十余年间，他们经历了体测、心理素质培养、失重适应、应急处理、出舱操作、太空对接以及长期驻留等多方面的严格训练。

2003年，杨利伟驾驶神舟五号完成了首次飞行，历时约21小时。继而他，翟志刚于2008年通过神舟七号完成了出舱任务，而景海鹏则多次踏上太空之旅。直到2022年，邓清明才在神舟十五号任务中首次进入太空，此时他已年满56岁，准备工作历时24年10个月。此外，李庆龙、吴杰、陈全、赵传东、潘占春等五名宇航员，虽然训练标准与主要飞行员相同，但因任务分配、年龄以及综合排名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2014年3月13日率先结束训练，之后便再也没有进入主乘组。此次宣布的并非“谁被淘汰”，而是标志着第一代宇航员从选拔、训练、首次飞行直至交接班的全过程圆满结束。

199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首批14位航天员集体亮相。其中，邓清明、聂海胜、杨利伟、吴杰、费俊龙、赵传东、翟志刚等名字常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前排，而刘旺、景海鹏、刘伯明、李庆龙、陈全、张晓光、潘占春则位列后排。入选航天员队伍前，需经过严格的档案审查、临床医学检查以及航天特殊功能筛选，最初从1500余名候选飞行员中脱颖而出，最终加上2名教练型人选，才凑齐了14人的阵容。加入队伍后，并非所有成员都能飞上太空，课程内容涵盖基础理论、体能训练、心理素质、失重与超重体验、救生技能、出舱操作、交会对接、应急故障处理等多个领域，众多科目均要求主份和备份人员接受相同时长、强度和考核标准的训练。

杨利伟这批人最早面对的是“中国还没人上过天”的压力。 神舟五号2003年发射，他一个人进约6立方米返回舱，绕地球飞行约21小时，回来后中国有了“首位飞天航天员”的记录。 此后任务节奏逐步加密，但早期几年才一次载人发射，14个人抢少数主乘组位置，综合评分差零点几分就能改变名单。 这也是为什么入选不等于飞天，进梯队也不等于最终点火。

谈及那些翱翔太空的英勇宇航员，杨利伟曾驾驭神舟五号首次升空；费俊龙则参与了神舟六号与神舟十五号的飞行任务；聂海胜则身经百战，分别驾驶过神舟六号、神舟十号与神舟十二号；翟志刚在神舟七号任务中实现了太空行走，并在神舟十三号任务中进驻空间站；刘伯明则参与了神舟七号与神舟十二号的任务；景海鹏则多次担任指令长，驾驶过神舟七号、神舟九号、神舟十一号，并成为神舟十六号的指挥官；刘旺在神舟九号任务中成功完成了手控交会对接；张晓光在神舟十号任务中实现了飞天之梦；邓清明则首次在神舟十五号任务中踏上了太空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翟志刚在神舟七号任务中的那次出舱经历，他需穿戴重达130斤的舱外航天服，在轨道舱内执行任务。为此，地面训练中，他反复练习着装、泄压、移动以及返回等动作。 当陈全作为神舟七号任务的第一备份时，他与任务航天员一同在水下连续训练2至3小时，穿戴130斤重的航天服，训练结束后连拿筷子都显得吃力。 无论是主飞行员还是备份航天员，他们都将按照发射日的节奏，严格遵循各项程序。

邓清明的成长轨迹堪称“长线备份样本”的典范。自1998年1月加入队伍以来，2010年他入选神舟九号的强化训练梯队担任备份，与主要成员同步参与各类项目训练，历经上百项考核，最终虽与飞行机会失之交臂。神舟九号成功发射后，他在地面严格按照手册执行流程，与太空任务同步推进，每完成一步即在记录上划上一个勾。在神舟十号的选拔中，因微小的分数差距再次落选。2013年，他在体检中被发现患有肾脏细小结石，为了保住训练资格，他接受了取石手术，手术期间还需留置导管，并持续尿血一个多月，直到二次手术才完全康复。2016年，神舟十一号的选拔中，他再次担任备份，与陈冬一同进入不到10平方米的密闭舱内进行为期33天的模拟验证。发射前，当宣布景海鹏和陈冬为主飞宇航员时，他转身紧紧抱住景海鹏，表达了祝贺。2022年11月29日23时08分，神舟十五号顺利发射，费俊龙、邓清明、张陆一同出征。邓清明经历了24年10个月的准备，年满56岁，终于迎来了首次进入空间站的宝贵机会。

“愿你平安归来”。2014年3月13日，他们与陈全、赵传东、潘占春一同接到停航停训的命令，正式退出了现役航天员的行列。

陈全的遗憾尤为令人惋惜。他曾入选神舟七号第一备份乘组，全程参与了地面出舱训练，水下穿着130斤重的服装进行长达2到3小时的训练，连吃饭握筷都变得异常艰难；然而，最终公布的名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尽管如此，陈全后来两次荣立二等功，并取得了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航天工程硕士学位，但主乘组的名单上始终未能见到“陈全”二字。赵传东，原空军一级飞行员，拥有16年的空军飞行经验，总飞行时长超过1500小时，曾处理过雷达异常、恶劣条件下的起飞等险情。加入航天员大队后，他又坚守了16年，直到停航时刻，发射塔仍未向他敞开。潘占春，在空军担任飞行员和中队长期间，安全飞行时长达到855小时，荣获一级飞行员称号，并立下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停航后，他投身于青少年航天科普工作，推动航天技术的转化。这五位航天员并非体能不足，而是由于早期载人任务稀少、乘组名额有限、年龄限制严格，在综合排班过程中，他们逐渐被排除在发射台之外。

训练的残酷程度，外行人最直观的感受便是从数字中窥见。离心机超重训练要求身体承受数倍于自身的重量，转椅训练用以抗眩晕，水槽训练模拟失重状态，密闭隔离训练则是对心理和作息的严峻考验。应急逃生训练则要求熟练掌握飞船、火箭、塔架等设备各类故障的应对动作。刘洋初涉转椅训练时，仅5分钟便感到天旋地转，甚至影响到了饮食，但即便如此，她也坚持按周期完成了训练任务。首批和第二批共21人保持训练零淘汰的记录，这表明并非训练淘汰了谁，而是所有人都要达到上天的基本标准，然后再根据任务需求选拔主要成员。 在航天员大队中，几乎每个人都曾担任过备份角色。聂海胜从神五到神十五次任务，无论是以主份还是备份身份，都一直活跃在梯队中。刘旺等人在14年前就开始进行手控对接训练，而张晓光等则是在15年后才登上神十。备份并非闲职，神九的备份需要在地面同步完成所有程序，神十一的备份甚至要进入密闭舱与主份进行同强度验证。一旦发射取消或主份出现问题，备份便需立即顶上。

自2025年10月首批航天员整体停航以来，杨利伟便投身于航天员选拔与训练技术的专业领域，不再遵循常规乘组标准参与日常飞行训练。队伍的更迭，通过不同批次的人员构成便可一目了然：1998年，首批共有14名航天员；2010年，第二批航天员共有7名，其中包括了刘洋和王亚平这两位杰出的女航天员，他们的平均飞行时间约为1270.7小时，平均年龄为32.4岁；2020年，第三批航天员共有18人，分为驾驶员、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三个类别，选拔范围从空军扩展至工业部门、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其中驾驶员7人，飞行工程师7人，载荷专家4人；第四批航天员共有10人，其中8名驾驶员是从陆海空现役飞行员中选拔，另外2名载荷专家则面向港澳地区，他们与现役航天员一同肩负起空间站后续任务及载人登月相关训练的重任。在2026年的见面会上，杨利伟表示，第二批航天员已成为团队的中坚力量，第三批航天员正逐步成熟，而第四批航天员则已崭露头角。

在空间站建设阶段的数据中，亦能彰显第一代航天员的无价贡献。包括长征十号火箭、梦舟飞船、揽月着陆器和登月服的初步设计和试验。他们需要学习在1/6重力环境下行走、月面进出舱操作、月球车远程操控以及钻探采样等技能。杨利伟曾提及，在新疆设计了一个模拟月面场地，第四批及后续乘组将分批次进行训练。

在首批14名航天员中，9位成功飞天的名字被镌刻在每一次的任务牌上，而5位未能成行的名字则记录在训练计划、备份名单、教员岗位以及2014年的停航指令之中。吴杰在停航三年后投身于航天基金会，致力于科普工作；赵传东则转向了训练辅助、医监医保以及航天食品的研究；潘占春投身于科普推广和技术转化；李庆龙和陈全则将早期的俄式训练与中国首批航天员的标准相结合，融入后续的教材之中。

邓清明在神舟十五号任务前的四次备份中均未能成行，但最终在神舟十五号任务中实现了首飞，这表明在同一批航天员中，既有“早飞”者，也有“晚飞”者，甚至还有“未飞”者。然而，无论他们的飞行顺序如何，入队宣誓、日常考核、应急程序和出征演练都遵循着统一的标准。2026年的官方声明将“2025年10月全部停航”明确为公开的时间节点，与前述2014年5人停航事件以及杨利伟等人转向技术岗位的事件相衔接，共同构成了第一代航天员从选拔、训练、首飞、备份直至退役的完整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