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萌

　　马王堆汉墓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实证方式重构了汉代贵族生活的物质图景。其发现将服饰史研究从文献推演推向实物实证阶段，成为理解汉代社会、技术、艺术的关键坐标。正如本书书名所言，这是一次“重新发现”的过程，多角度展示马王堆汉墓服饰的制作细节，解读服饰蕴含的先秦旧礼与汉家新制。

　　战国的“编程”式织锦

　　在我看来，上古时代人们用来织锦的织造机器，可以算是两千多年后精密的计算机的雏形了。那些负责织锦的古代技术工人，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码农”。其实置换到现代工作场景就很好理解了：织锦的过程非常像现代计算机程序的编码，需要程序员预先编好一整段代码(设计师预先编好纹样经纬显花的起伏定位)，再通过代码运行实现程序运转(织锦工人操作织机运转，织出循环的花样)。

　　这里要讲的是一个现代纺织考古学者发现战国时代楚国的“程序员”“编码”时走神的故事：

　　在1982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中，其中有一种“舞人动物纹锦”，这种织锦的花样呈现规则循环的模式。然而纺织考古学者在描摹花纹时，却意外发现织锦中一处纹样细节出现了明显的织造错位。而且这个织造错位并非只出现了一次，而是随着纹样的循环重复，织造错位也反复出现。

　　按照以往纺织科技史学者的认知，当时的织锦织造工艺还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需要工人们一点点手动“挑经穿纬”，才能织出循环的织锦花样。而这块战国织锦上呈现的反复的错织情形，却说明战国时代的织造技术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先进程度——织锦工人只需要预先编写设定好花样布局的“编码”，就可以操作织机按照编码程序的“命令”进行机械规整的重复，最终完成一段花样不断循环的织锦。

　　这位战国“程序员”“编码”时偶然走神导致的错误，在当时必然有损这一段织锦的完美，却为两千多年后的研究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并非僵死不变的服饰规制

　　人们常有这样一种认知，认为历朝历代对于着装都是规矩严明，甚至朝廷官方对于服装如何制作都有严格的规格限定，进而又引申出了一种更深的误解，认为古人的服饰总是处在规矩之中，一成不变，但只要一改朝换代，人们的服装又立刻改头换面，不复前代规制。

　　这一误解的形成，大概和历代史料中大量明文记载的服饰制度相关。至少从汉代开始，朝廷官方对于什么人穿什么样的服装，用什么服装面料和色彩，就已经作出了大量规定和限制的尝试。但很遗憾，这往往也只是尝试。

　　总的来说，服饰时尚总是在不断演化发展。它有时会依附朝廷颁布的规制，但不少时候也会超越规制。研究古代服饰之前，必须对此有所认知，服饰是处在生活之中，被人们实际穿着使用的，它们展现着古人的审美偏好和生活态度，并不只是僵死不变的规制。

　　现代人常说的一个时装搭配模式“老钱风”，顾名思义，就是“有钱了很久”的有钱人的穿搭风格。而马王堆1号汉墓墓主辛追夫人的服饰，可以说是西汉初年楚地的“老钱风”——无论是织锦刺绣的花样，还是服装裁剪的式样，其中不少都可以在战国后期的楚地墓葬中找到文物原型，而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流行服饰存在一定差异。

　　这一情形或许有助于说明辛追夫人的出身——她极有可能是战国末年楚地贵族家庭出身。即便楚国已经为秦所灭，这些楚地旧家大族在服饰上仍坚持着楚国末年的审美偏好。

　　冠服礼制的“男女有别”

　　无论是马王堆1号墓的辛追夫人，还是3号墓墓主、辛追夫人的儿子利豨，身份都属于贵族阶层，与身份相应的礼制规矩是贵族阶层彰显身份的重要元素。这些礼制规矩，除了延续自前代的老礼，还有本朝建立的新规。礼制代表着官方明确给出的标准，比起“时尚”而言，并不局限于某时某地，更为普及和广泛。

　　本书正文中有详细的说明：马王堆3号墓中呈现的贵族男性的冠服形象，与秦汉时代的礼制紧密相联；而1号墓辛追夫人的服饰，则呈现出了更多先秦礼制的元素。在目前考古资料还不算充分的情形下去推想，这可能是因为辛追夫人是利豨的母亲，年岁更长的缘故；也可能是当时汉初建立冠服制度更多的限定是涉及贵族男性，至于贵族女性的服饰反而更有自由的空间，老夫人才能任性地坚持自己楚地旧贵族风格的服饰品位。

　　对照墓中出土的丝织品，还能发现有意思的地方：一种特别的刺绣花样“乘云绣”，广泛出现于西汉初直到西汉末南北各地各大贵族的墓葬之中(甚至东汉时期的织锦，也还在挪用已残缺不全的“乘云绣”花本)。除此之外，也还有不少织绣印染的花样能够在跨度极大的时间与空间中找到同类文物参照。这可以说明，在马王堆汉墓的时代，贵族阶层的服饰已经有了相当成熟完备的规制。而且这些规制在汉朝疆域内被沿用了数百年之久。但这种规制具体表现在细节的图纹与面料上，至于服装的款式似乎还是相对自由的。

　　我想到汪曾祺先生描写沈从文先生研究文物的一句话:“对美的惊奇，也是对人的赞叹。这是人的劳绩，人的智慧，人的无穷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弥满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