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金陵晚报
南京服饰史研究者黄强推出新作
多维度展现中国服饰之美
□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
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传统服饰也渐渐为人们关注。日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南京服饰史研究者黄强的新作《衣冠简朴古风存》。该书从颜色崇尚、服色之源等角度展现中国服饰之美,并以朝代为脉络,系统呈现中华服饰的发展历程与文化风貌。
近日,黄强接受了记者采访。
服色与古人生活息息相关
在中国历史上,服色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大事。什么人、什么场合采用何种颜色,都有专门的规定,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颜色等差制度。
“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即尧舜时以黄色为重,夏朝推崇青色,殷商崇尚白色,周代以红色为时尚;进而秦代尚黑,汉代尊红,晋代崇黄等。社会的颜色崇尚,对于服色的使用以及社会审美都有影响。比如隋唐时期推行官服品色制度,即按服色区别等级:黄色最尊,为帝王及其皇室成员所用;紫、绯、绿、青依次为品秩从高到低官服所用服色。所以,白居易在诗中写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黄强研究发现,中国服饰颜色丰富,与科技发展、审美观点有很多关联。早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已经有了色彩意识,陶器中有灰、黑、褐、黄、红五种。商代用蓝草、茜草、紫草作为染料,纺织品染出了光泽纯正、鲜艳的红色。汉代的染色多达二十几种。唐代国力强盛,也善于调色用色。唐诗中对于色彩的描写,展示了唐人的彩色美学观。明清时期色彩更为丰富,有数百种之多,用于服饰之上,色彩艳丽,丰富多彩。
天地间的万物给了人类在服饰上多样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想象空间,古人会依据日月星辰的星象、山川景物的形状、自然界的色彩变化,在服饰上绣成纹样,形成服饰的等差之别。
周公制定“衣冕九章”,明示官员上朝、公卿外出、后妃燕居的上衣下裳各有等差,对衣冠的形制、质地、色彩、纹样、配饰等都有了明确规定。服饰与礼仪结合,服饰穿错就是失礼,而服色也不可僭越。士人进入仕途前,只能穿白色袍服。士人科举高中,进入仕途,则脱去白衣,穿上官服。
“衣冠禽兽”曾是褒义词
各个朝代都有流行服饰,如唐代襦裙、宋代背子、明代比甲等。
据黄强介绍,唐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文化兼容并蓄,广纳各民族之精华,呈现开放、包容、博大的特质,唐代也因此成为服饰文化的巅峰时期。其服装质地优良、纹饰多样、色彩艳丽。此外,唐代流行襦裙,女裙颜色以红、紫、黄、绿为多,红色裙子尤其受到女性追捧。“藕丝衫子柳花裙,空著沈香慢火熏”说的正是唐代女裙的样式、色彩与美感。
“可以想象亭亭玉立的少女,腰系红色石榴裙,或者碧绿罗裙,款款而行,风姿绰约,那是怎样一幅曼妙的画卷。”在黄强看来,唐代女裙不仅漂亮,还展示出社会风气的开放,反过来又活跃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促进了唐代的繁荣与强盛。
宋代的服饰沿袭唐风,又与社会风尚结合,趋向素雅,形成质朴、洁净、淡雅的风格。明清官员的代表性服饰是补服,补服即在胸前背后绣有一块补子,以补子图案来区别官员品级。
据黄强介绍,补子溯源在唐代,其时,官员常服上绣有山水、动物纹样。明代在官员的袍服上绣图案,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即“衣冠禽兽”。最初“衣冠禽兽”是褒义词,表明家里有人做官。明中期某些官员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百姓深恶痛绝,其补子有“禽兽”,因此“衣冠禽兽”成了贬义词。
从爪子区别龙纹与蟒纹
黄强已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极简中国内衣史》等著作20多部,《衣冠简朴古风存》依然有其独特性。
记者发现,本书虽然以朝代为脉络,从上古时期绵延至清代,系统呈现中华服饰的发展历程与文化风貌,但其内容并不局限于各朝代服饰的概略介绍,也不做面面俱到的铺陈论述,而是聚焦具有代表性的服饰品类与形制,择其要点深入解析,以点带面勾勒整体风貌,尽显中华服饰的万千仪态与独特气韵。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服饰则展开作专题探讨。比如明清时期文武官员有一种特殊礼服——蟒服,因绣有蟒纹而得名。明代称蟒衣,清代称蟒袍。
据黄强介绍,蟒服是一种次于龙袍的显贵之服,因为蟒纹近似龙纹。龙纹是皇室专用图案,他人不能擅用。龙纹与蟒纹的区别主要在爪,龙纹五爪,蟒纹四爪。清代赐服,前期赐蟒袍,后期赐黄马褂。
中华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承载着礼制内涵,更兼具彰显政体、弘扬国威、体现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意义。《衣冠简朴古风存》将眼花缭乱的服饰史,用通俗又不失严谨的方法梳理出来,给读者开辟了一条好看、有趣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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